汉娜·阿伦特在她的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提出了“邪恶的平庸性”的概念。这种邪恶不是邪恶，也不是愚蠢，而是空洞。
如果我们将此视为一个具体的、历史的现实问题，我们需要考虑许多法律、历史和其他细节。
从法律角度来看：汉娜·阿伦特为艾希曼辩护并不是出于对判决的同情或不满（相反，她支持对艾希曼判处死刑）。她不满本古里安将本应伸张正义的法庭变成表演场所，以达到获得更多赔偿、改变历史决定、教育年轻人的目的。因为我们要找到一个屠杀的罪魁祸首，从而为艾希曼树立一个极其邪恶的历史罪犯形象，这种做法不仅不公平，而且这种公然背离程序正义的做法会导致极其恶劣的后果。这场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类似案件的审判引起了世界级的关注。国际法院需要进一步明确“危害人类罪”的定义。这次审判的结果也很可能成为未来引用的案例。如果这次我们默许法院成为宣传教育的工具，法院就不再是为了正义和真理而存在的。未来，有些人可能会利用法庭来引导他人的思想，达到不公正的目的，却忽视了事实真相的重要性。
应该指出的是，阿伦特对艾希曼平庸之恶的理解并不意味着她在为艾希曼开脱。她在《艾希曼在耶鲁撒冷》最后指出：在政治层面，服从就是支持。平庸的恶可以理解，但它仍然是一种恶，关键是一个人客观犯下的罪行不能与其他人可能犯下的罪行等同。思考、判断和行动是相互交织的，艾希曼需要对自己的客观行为负责。 “法庭是而且唯一一个伸张正义的地方。”基于这个出发点，汉娜·阿伦特并没有因为自己的犹太身份而用大多数犹太人所用的理由来谴责艾希曼，也没有因为社会舆论的逼迫和家人朋友的压力而放弃坚持自己的想法。尽管他们似乎达到了相同的目标（他们也赞成死刑），但她需要给出一个符合实际情况的艾希曼罪责理由。以事实为先，才是真正的“没有栏杆的思考”，是超越种族幻想和个人经验的理性思考。
从史实层面：有人质疑艾希曼的行为是否真的不属于那种丧失良知的“极端邪恶”。也许阿伦特只是对他的表现感到困惑。阿伦特关于“最好的德国犹太人”的一些言论似乎也反映出她的另一种傲慢偏见。但我在这里不会详细争论什么是正确的历史真相。

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看成一个抽象的哲学理论问题，我们就能更清楚地看出“恶的平庸”给我们带来的普遍意义的启示。将三本书结合起来《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极权主义的起源》《责任与判断》可以更全面地了解阿伦特的思想体系。一个有趣的细节是，许多参与战后大屠杀凶手审判的人在离开会议时都感到不安。由于凶手长得和你我一模一样，心理学家也判断艾希曼是一个“完全正常的人”。惊天动地的事情不需要惊天动地的动机。”他没有任何自私的动机，但他却做了可怕的事情，因为他在如此极端的环境下失去了思考能力。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相信纳粹使用了三建立全面统治的步骤：扼杀人的法人人格、扼杀人的道德人格、摧毁人的个性和自发性。人的自发性是指人们在其高级资源之外创造出新事物的能力，这种能力不能根据对事物的反应来解释某些事物。一旦走到了最后一步，人类的自发性就被消灭了，一切不可预测性也被消灭了，在纳粹的封闭体系内，人的个性被消灭，法律秩序被颠倒，正义被重新定义，一切都颠倒了，这可以解释艾希曼为何因空虚而犯罪。
艾希曼一再声称自己一直按照康德的道德观念生活，一直按照康德的义务行事。他并不是简单地遵守希特勒德国的法律，而是将自己的意志与法律背后的原则统一起来。康德在他的著作《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中解释了Wille（意志）：当我们选择遵循道德法则——我们作为实践行动者为自己制定的最高法则——我们就真正自由了。这似乎与科尔伯格道德发展六阶段理论的第六阶段是一致的。艾希曼认为，他甚至超越了法律秩序取向和社会契约合法性取向，达到了普遍伦理原则的阶段。
但康德还提出了另一个概念，称为“Willür”——选择遵守或违反道德法则的能力。这种自由选择的能力是道德可能性的绝对条件，道德本身是自主的而不是他律的。只有当你有能力选择做或不做的时候，设定原则才有意义。有了选择的自由，你就需要为你所做的选择负责。当艾希曼心中的原则成为教条时，他的思维就停滞了，不再怀疑其合理性。他变成了一个空虚的东西，不再有思考的能力。 “邪恶源于缺乏思想。当思想落入邪恶的深渊，试图检验其起源的前提和原则时，什么也找不到。邪恶消灭了思想。这就是邪恶的平庸。”
总而言之，平庸之恶不是邪恶，也不是愚蠢，而是一种空虚。

参考：伯恩斯坦《对根本恶的反思：阿伦特与康德》
汉娜·阿伦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