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去掉所有的文字，用图片代替，我们可能会回到电影历史的早期阶段，无声电影的阶段。这可能只是方法上的倒退，但在《尼古拉菲利伯特》（1992）中发现了新的视野，这部电影记录了一个自童年起失聪的男人的生活，使用手势象征代替日常语言。至少对我来说，这部电影的重点不是有声文化和无声文化之间的对比。这种对比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他像片中健谈的教授一样，用手势来表达自己：“我和妻子听不见，所以我们真的很想生一个聋哑的孩子，而事实上虽然我们的女儿听力很好，但这并不妨碍我平等地爱她。这并不是要把残疾变成礼物，把障碍变成天赋，而是一条只有通过残疾的经历才能理解和实现的道路。菲利伯特无意“回到”沉默的世界，而是进入一个可以加强沉默和言论的新视野。狄德罗在《论聋哑人书简》（1749）中告诉我们，著名的作家·阿兰·雷内·Lesage晚年失聪，但仍经常出差参加巡演。”他表示，尽管自己有听力损失，但他仍然是剧本和演员表演的最佳评判者。” [10] 简单来说，这似乎意味着听力损失可以通过“从外部”获得补偿来实现，这是一种看待事物的方式，一种外部视角，源自外部需求和欲望，是哲学的，是自然的。并非巧合的是，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将这种异化视为电影的本质，仿佛它是图像体验与日常体验之间的门户[11]。也许电影能给我们一种不人道和紧张的感觉，通常只能在非常高的难度下体验，正如维特根斯坦曾经说过的：“一种充满色彩和强度的时代感”[12]原文参考：[10]丹尼斯·狄德罗，《狄德罗早期哲学研究中关于聋哑问题的通信集》，Margaret Jourdain 译，芝加哥/伦敦，开放法庭出版公司，1916 年。 [11] Siegfried Kracauer，《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的复原》，牛津大学出版社，伦敦，1960 年。 12] Ludwig Wittgenstein，《心理学哲学评论》，牛津巴西布莱克韦尔，1960 年。作者：Mario Peñola：《通往一种哲学电影》原文可见https://www.douban.com/note/553646432/